人为什么不是两栖动物
  时间:2019-03-15 18:05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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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养了一条小指头大小的热带观赏鱼,装在两手抱拳那么大的球状玻璃缸中,放在餐桌的中央。用掏耳勺每天喂一勺特制的鱼食即可,有时候接连几天不喂,它也活得很好,照样活奔乱跳。

  有一次吃饭,谈起这条鱼。我不禁感叹:人要是能像这条鱼那样,一天只用吃一顿,该多好!可以节省大把时间。当然,我又说:可能也由此少了美食的许多丰富滋味了。

  老婆回应说:那,人要是两栖动物岂不是更好?在水里呆着无聊了,就上岸上来;在陆地感觉无聊了,就到水里去。

  那时我正在重新翻译《冲突的战略》,“任责”(commit以及commitment)这个词语自然而然地冒了出来。

  我回应说:“人为什么不是两栖动物?或者说不应该是两栖动物呢?可以设想,如果人是两栖动物,他在岸上时,如果碰到狮子老虎这样的猛兽,觉得危险或打不过,他自然而然地duang就钻到水里去了。而如果在水里它碰到了鲨鱼或者鳄鱼,觉得危险或打不过,他自然而然地duang又从水里跳出来,上岸了。所以,人要成为人,成为万物之灵,就一定要让自己不能随随便便逃到水里去!不难发现,两栖动物中似乎没有智商特别高的,这也许与它们能够水陆两栖不无关系,因为它有这样的本领或本能,就不用形成太高的智商。人要成为人,甚至于应该让自己不能随随便便地就上树——比如在根本没有大树的地方生活;否则,他就很容易变成猿或猴子。”

  “日本这个民族,从二战来看打仗很猛,可能跟他们身处岛国不无关系。想想看,他们打仗时不能老是后退,因为退到一定程度,就要掉到海里去了。在造船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他们打战时几乎总是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压力;再加上他们不少时候宁可剖腹自杀,也不愿投降;这样自绝后路,打起仗来,也就不免更加生猛了。相反,中国地大物博,所以打仗时总觉得自己还有退缩的余地和空间,加上寄希望于‘得饶人处且饶人’的仁慈心,有时候反倒会被温水煮青蛙,最后吃大亏!日本当年的明治维新比中国的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取得了更大的成绩,也许与这样的民族性差异不无关系。”

  我能想到这些,与谢林的《冲突的战略》中“任责”一词所带来的启发不无关系。所谓“任责”,谢林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使用‘任责’一词意指变得承担责任、受到约束或负有义务于某种行为进程,或不作为的进程,或对未来行为的某种控制。它意味着放弃某些选项,排除某些选择,屈从于对行为者未来行为的某种控制。而且这么做是故意的,带有某种目的性。其目的是为了影响某个其他人的选择。任责通过影响其他人对任责方行为的预期来达到这一目的。”

  中国读者也许会说:无非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嘛,我们“古已有之,何足为奇”?

  话可不是那么简单,某些案例一旦用特定的术语系统抽象到较高的程度,成为分析性模型,不少似乎毫不相关的现象与问题,也就变得能被分析了。我们似乎特别应该向谢林学习,提升这种“建模—突破模型—再建模”的思维能力;中国大量的传统文化也需要沿着这样的思维方式来作系统化整理。

  重新翻译《冲突的战略》并非偶然,实在是有些宿命的味道。大概是2006年,我就看了谢林这部名著的第一个中译本,觉得错误不少;网上也有读者表示期待新的、更好的译本。我因为与华夏出版社陈小兰博士熟识,还曾经写过信去指出其中一些明显的错误。当时,陈小兰博士就提议:要不你来校对一下?我说,与其校对,不如重译。但是,因为那时作为年轻的高校教师,各种各样的事情太多,加上一直对“commitment”究竟翻译成哪个中文词把握不准,也就并未真正着手去做这个工作。

  随后的任教过程中,经常组织学生搞读书会。其中好几个学期都是绕开之前的中译本而一起读谢林的这部著作的英文原版。这样做,尽管可能能避免被之前的中译本所误导,却也发现效果并不好。因为读书会上大家毕竟还是在用中文而不是英文交流。

  2014年下半年,北京大学的刘世定教授张罗着召集一些在京的学者和学生开读书会,每两周一次。第一次碰面协商之后,选定该学期要读的书便是谢林的这本The Strategy of Conflict。在达成既有中译本“不太适于”阅读的共识之后,我们决定还是读英文原版,每两周读一章。

  随后我翻阅了一下以前针对该书的读书笔记,深感如果大家一起读英文原版,会影响讨论的深入程度;加上之前刘世定教授曾跟我(以及李国武教授)表达过希望由我等来重译此书的态度,于是我便下决心每两周译出一章初稿来供大家作讨论之用。有译错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及时指出。这样七次读书会下来,也就译出了前七章的内容。

  读书会期间,大家也指出了一些翻译上的错误,不少地方还非常关键,刘世定教授常常是挑错的主力。但是大概因为大家都对我比较“客气”或是读书会时间有限的缘故,被明确指出的错误还不算太多。反倒是自己后来校对时,又改正不少。这么看,翻译还是需要自己“任责”才行,指望别人挑错,可能到最后会发现“错讹之处仍然甚多”。

  当然,我对大家帮我改正翻译错误是非常感激的。除了刘世定教授之外,主要还有:何蓉、李国武、孙龙、高勇、齐亚强、李璐、盛磊、王旭辉、艾云、张惠强、谢琳璐、向静林、黄婧、刘坤、臧晓、翟宇航、张澍沁、刘暐(刘炜)、李娜、王泉、吴玉正、项宇、梁鹏飞、林思成、徐航、张若天、高凡、陈虹梅等人。尽管如此,尽管我做了充分的努力和“任责”,一些错误可能仍然难免,如有读者指正(可公开发文探讨,也可Email直接告诉我。我的信箱:),不胜感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读书会上针对“commitment”一词的翻译所作的探讨。

  我表示,将“commitment”翻译成“任责”是我经过数年的思考之后,到目前为止感觉最为妥当的。何蓉研究员说,这个词在宗教社会学中是相当重要的,通常被翻译成“皈依”;当然,将其用于博弈论的话语体系之中,可能值得重新思考,也完全有必要采取新的译法。我说,西方世界有比较强烈的基督教传统,而基督教有原罪、天职等观念,强调基督徒通过现实的努力以“赎罪”、“尽职”;在此,对宗教的“皈依”自然可以引申出“任责”的含义。但中国人现在的宗教观念相对淡漠,中国的宗教也相对较少原罪、天职之说,“皈依”更多意味着“舍得”或“舍弃”(世俗生活)。

  张惠强博士则提出可以考虑译作“委身”。我说,当说“North commit himself to A”的时候,可以考虑翻译成 “行为者‘北’任责自身于进程A”,这根据具体情况有时可简化为“行为者‘北’委身于进程A”;但多数时候这种简化是不可行的。“任责”于进程A,意味着对于所有的“非A”进程施加某种惩罚或令自己客观上不能选择;比较极端地,可以出现“除了死就只能是A”的这样一种效果。但是有些“任责”是可以“解脱”出来的,有些则本身甚至就是虚拟的,用“委身”来指称“commitment”会造成策略性不够的后果。

  当我第一次提出“任责”一词时,高勇研究员颇为赞同,他说:“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刘世定教授当时比较慎重,没有表态;他是在读到后面几章(特别是第五章)的时候,才表态说:翻译成“任责”是恰当的。

  翻译完第八章时,我跟陈小兰博士取得了联系。她表示“欢迎新译本”!2015年初稿得以完成。

  只是,好事多磨,历经颇为曲折的过程和较长的时间,才有了2019年这个译本的出版。多谢陈小兰博士的执着和坚持。

  翻译是一件费时费力的细致活儿,费孝通先生就曾经说过:翻译之难甚于自己写文章。因为偶有不慎,就会脱出原作者的本意,这当然就会成为翻译中的败笔。

  翻译的重要性,从玄奘译经之中可见一斑。唐朝时顶级的佛学家玄奘在翻译时提倡忠于原典、逐字翻译之译经规则。其所译经籍名相精确,文义贯练,对旧译之讹谬多有矫正,后人通称其译籍为新译。玄奘译经获得了唐太宗、唐高宗两代皇帝的大力支持,其对大国盛世时的文化大繁荣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对我们当今国家层面的文化战略而言,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一流的社科学者(我没有自诩为一流社科学者的意思)做翻译工作,现当代并非没有典范。业已过世的经济学家高鸿业,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等就都堪称翻译家。但时至今日,“拿进来”的翻译问题,却似乎越来越有被体系性轻视之嫌。长此以往,汉语在紧跟和承载世界最前沿思想方面不免落后,这不能不令人担忧。

  曾经有学者在一本“英译中”论文集的序言中指出:“语言表达本身即是社会科学学术水准之一,而这一方面恰恰是最难翻译传递的。因此,我期望有兴趣的读者经过这个过渡阶段后直接阅读英文原文。”所谓“这个过渡阶段”也就是阅读中译本的阶段。

  看来,随着中国人英语水平的提升,似乎没有必要投入过多的力量来加强翻译了,因为想看这些作品的人大可直接去读英文。

  是的,笔者在给年轻学子推荐必读书目时,一旦涉及翻译过来的著作,就会因担心他们误信翻译中存在的“瑕疵”,或担心他们读的是“剪裁”版,而推荐他们同时看看英文原著——如果他们的英文足够好的话。

  英文好,对个人是幸事;放在全体中国学者身上,却正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担心和忧虑的地方。在我们“体系”性的翻译问题的影响下,英文已经逐渐成为更全面(无删节、无“剪裁”),更准确(如果并非译自其他外文,则无因为翻译而产生的“瑕疵”),甚至是“更易懂”的代名词。

  更有甚者,在我们国家目前的社科评价体系中,发表英文文章被认为是水准更高的表现。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完全可以在学术生涯中不使用任何汉字和汉语而成为我国的“顶级”学者。但是,这样的“顶级”学者对国家和民族而言意义何在呢?如果这样的学者多,便意味着中国社科学术的大繁荣、大发展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出钱在欧美一些国家的著名高校找著名的学者,让他们加入中国国籍来简单地做到这一点呀!

  与我们期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一样,我们当然也衷心地希望汉字和汉语能够进一步国际化。而且,基于世界华人数量众多,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汉字和汉语——在英语之外——似乎也已经越来越具备了国际性交流用语的潜力。哪怕是站在国际性的立场来看,我们也需要在极具灵活性、可塑性的汉字和汉语之中尽可能地装载思想财富,以便更好地为世界文明协调性和多样性的未来做出贡献。

  但不无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在文化、教育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具体做法,却与“汉语国际化”甚至是“文化走出去”的目的南辕北辙。想想看,如果我们通过种种手段,持续地降低汉字、汉语所承载的思想的深度、广度和新奇度;如果“前沿”与“全貌”、“深度”与“新奇”只能通过英语或其他语言才能看到;如果外国的著名学者看到自己的作品用汉字表述出来之后,与原意要么相反,要么扭曲,要么被剪裁得支离破碎;如果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对汉语著作(包括译著)丧失信心和新鲜感;如果我们连汉字、汉语这样的平台性根据地都在逐步丧失;……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拿什么去赢得别人的尊重?凭借什么核心竞争力凸显我们的社科学术乃至文化的优势?靠什么让别人对我们的文化心生艳羡?

  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否则这些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

  近年来,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专家学者一头扎进英文世界,而普通民众却转而拥抱网络话语“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哗众取宠和情感宣泄。思想乃至思维领域,精英语言(有推崇英语之嫌)与平民话语(有过度推崇流行语之嫌)之间的撕裂效应日趋明显。

  鉴于社科学术专业分工色彩越来越浓,如果管理部门迟迟不去有意识地支持一流学者搞翻译,解决翻译领域中的“体系”性问题,反而越来越热衷于资助学术“外译”工作和英文论文的发表,则不仅可能意味着我们在拔苗助长之余,正在拿自己的短处去跟别人的长处相比拼;而且可能意味着我们正在将社科学术的话语标准及体系拱手让给英文世界。

  也许笔者这是在杞人忧天,不过一些政策的具体措施所可能蕴含的意外后果,甚至是与我们的意图完全相反的后果,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是的,人可以学习多种语言,也可以去游泳,但,人(类)却毕竟不是两栖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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